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市统计局近日开展了《北京大学生创新创业意愿及实践情况调查》和《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意愿及求职影响因素调查》。调查结果显示，77.2%的大学生表示对创新创业有兴趣，很有兴趣的占31.0%;有创业实践的占13.4%，有创业计划的占60.2%。

　　纵观近年媒体导向，关于“就业难”的报道日益淡出公众视线，取而代之的则是创业典型、创业调查、创业环境的改善，这一变化显然和国家所倡导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息息相关。当媒体、坊间高谈阔论高职生的自信、IT产业的后劲、创业资金支持之时，是否意味着中国的自主创新意识已然开始觉醒，万众创业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呢?

　　笔者以为，无论高职生的创业热情，还是那些生动活泼的调研数字，这些都不是真正的重点，当一大波有关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消息来袭，反倒更像是一种信息上的错觉。事实上，媒体不再关注大学生就业难，并不意味着“就业难”的尴尬并不存在，舆论导向即便以压倒性的信息力推创业，并不意味着“就业难”的问题已然解决。恰恰相反，大学生选择创业，正是由于就业受挫后的无奈之举。

　　不能不承认，“钱学森之问”问到了中国未来发展的要害，也戳到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痛处。可从教育理念到育人效果考察，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创造、创业”元素尚未真正开启。有人认为高等教育应当主动适应社会市场需求、自觉调整办学方向，于是提倡动手能力的高职教育似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然则高职生的就业难问题并未因此有所改观，“适应论”面临破产;也有人认为社会发展本就存在问题，高等教育不能盲目适应所谓的市场需要，应当保持教育独立性，并能够对当下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引领”作用，于是研究性大学似乎找到了存在的依据，可“引领论”照样破解不了“就业难”问题。

　　所以，高教改革从理念到行为上仍旧是束缚重重，培养出的学生仍然难以顺利找到合适的岗位。一方面，面对每年的毕业生就业潮，落后的用工体制及其滞后的改革机制根本无法及时释放出足够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三创”教育从理念到效果需要消化、吸收、应用、产出等若干周期，倘若罔顾这些周期，盲目地刺激创业无异于揠苗助长。报道所展示的创业典型毕竟还是少数，他们中的更多人还是靠“半工半读式”的个体化探索，甚至在违规与非法的夹缝当中求生存，其中真正走向成功的又是少数中的少数，这种不可复制的成功又岂能归功与当前的高等教育?

　　显然，大学毕业生们看似自信满满的“创业兴趣”实则属于就业受挫后的次优选择。对于书本知识尚可、社会经验匮乏、创新素质不足的大学毕业生而言，创业反倒成了他们“难就业”的借口，或者是“就业难”之后的赶潮流，因此，“大众创业”所面对的告知群体所针对的更应当是那些在社会上打拼过的、有一定经验和资本积累的人士，对于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而言，如果此前尚未接受真正成熟的“三创”教育，考虑自主创业恐怕为时尚早。社会媒体对大学生创业过度关注恰恰反证了体制障碍对就业的阻力之大。